虹之玉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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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Uhjnbcbe - 2024/2/18 19:05:00

年清*入主中原,结束了明王朝动荡的统治。由于常年的战乱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的破坏,又加之清朝之初采取了落后的跑马圈地*策,以至于这一时期经济低迷社会非常混乱。不久在当*者推行的一系列变革中废除这一弊*,并采用了很多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力*策,才形成了名噪一时的康、雍、乾三朝盛世。清代的玉器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,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有所变化。

清代玉器在产量与数量、质量等方面,是历朝之最。由于康熙时吴三桂追击南明永历帝入交趾,开通了缅甸翡翠进入中原的路线。乾隆时期在西域用兵,又打通了和田玉内运的通路,使和田玉大量运进内地。主要使用对象是清皇室及王公贵族,尽管当时朝廷下令禁止民间私贩玉器,但私贩者一直是屡禁不止,每年都有大量玉石出现在北京、苏州、上海、广州等市场。因为玉材的丰富和经济的发展,促进了玉器工艺迅速的发展,出现了我国玉文化的第三个高峰,在乾隆时期更是达到了玉器顶峰,玉器兴盛之程度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

清代皇家对玉器的制作有着严格的管理机制,如清宫养心殿造办处玉作、金玉作、如意馆,又加之得到雍正、乾隆的指导和支持,所以玉的文化在此时期是最为辉煌的。清代宫廷用玉直接受清内廷院画艺术的支配和影响,其做工严谨,一丝不苟。有的碾琢细致,要求严格,规矩方圆,线如直尺、圆似满月,姿角圆润光滑,无论是器物的内膛、侧壁或工痕等次要部位也一丝不苟,做工十分讲究,镂空尤其重要,如雕似画,足以以假乱真,俏色玉各种色泽组合天衣无缝。在玉器的抛光上也是不惜工本,以显示其温润晶莹之玉质美。清代重白玉、羊脂白玉,*玉虽少,但也受到推崇和喜爱。

表现在清朝典章制度中的玉器较前朝有所变化,如冠服制度上确立清式服装为朝、常服,因之废冕施玉带,却也未必减少。如皇帝祭天坛用青金玉,祭地坛用*玉,祭日坛用珊瑚,祭月坛用白玉。祭祀之玉,天坛用苍壁,地坛用*琮,日坛用赤壁,月坛用白壁。宝、册、磬也多用玉制。玉器的使用在皇家可以说涉及方方面面。

皇室以外的民间也同样有着火热的玉器市场,以两江产量最多也最精。清朝最负盛名的碾玉中心是苏州专诸巷,能工巧匠主要集中在苏州的专诸巷,他们继承了明代匠人精工细作的技艺,实行分工明确、技术上精益求精的密切合作,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玉雕作品。苏州玉器精致秀媚,内廷玉匠也多来自该地。

扬州玉作发展也很快,大有后来居上之势,其玉作豪放劲健,特别善于碾琢几千斤甚至上万斤重的特大件玉器,《大禹治水图玉山》即其代表作。

清代玉工善于借鉴绘画、雕刻、工艺美术的成就,集阴线、阳线、平凸、隐起、镂空、俏色等多种传统做工及历代的艺术风格之大成,又吸收了外来艺术影响并加以糅合变通,创造与发展了工艺性、装饰性极强的玉器工艺,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较高的艺术造诣。这两个地方所生产的玉器,可代表当时民间玉器发展的最高水平,使之大量的精雕作品流向全国各地。

由于玉器的极度发展,平均每年都有50~60万斤玉材被运往内地消耗掉。可见当时玉器制作之兴盛实在令今人折服。

此外清代各个时期玉作亦有所不同。顺治、康熙年战乱频频,民不聊生,玉器行业也处于萧条状态,产量很少,但宫廷用玉仍不乏精品。雍正朝经济复苏手工业大为发展,玉作也重新崛起。乾隆、嘉庆年间为清玉的昌盛期。这时宫廷玉器充斥各个殿座,各主要大城市玉肆十分兴旺。

民间观玉赏玉之风兴盛,玉器的用途更加广泛,陈设、器皿、佩饰、祭器、偶像、文玩、用具、镶嵌等等,品类齐全。乾隆时所称的痕都斯坦玉器,是具有阿拉伯风格的莫卧儿王朝玉器,乾隆中晚期时已大量进入内廷,得到乾隆的喜爱,其风格波及北京、苏州、扬州等玉肆。*维吾尔族玉器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,与宫廷玉器和痕都斯坦玉器有所不同,虽属阿拉伯风格,但器型、纹饰均较单纯,光素器较多,不重磨工,稍显粗糙。

道咸年间战端又起,内忧外患,国家经济严重受挫,*玉贡完全停止,宫廷玉器日渐衰落,有时甚至停止碾制。地方大城市的玉肆,也因原料不足及经济衰退而逐渐衰落。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前后两次鸦片战争,战火遍布两江,苏、扬二地正好处在战争中心地带,所受祸害可想而知。从此之后清代玉作就再也没有振作起来,虽然晚期出现了同光中兴的发展势头,但也是回光返照失去了往日的光彩。

研究清代玉器还有一个有利条件,就是乾隆御制诗文集和《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》得以留存,它记录了乾隆帝对古玉监考辩证玉器生产的指示和措施,以及大量有关玉器生意,和进贡各种玉材的珍贵资料。根据这批文献记载,及故宫收藏的清代玉器,我们可以更加明晰地触摸到,那个时期玉器的发展脉搏。我们可以按照他的工艺特性大致地把玉器分为四个阶段。

第一个阶段,顺治、康熙、雍正至乾隆二十四年,即年至年,共计年。这时期由于玉工匠大都是明代的玉器制作匠人,由于历史的突然跨度,这批匠人也为清王朝所用,基本的延续着明代的制玉工艺,并酝酿着康、雍、两朝玉器的风格和特点。这时期玉器的发展非常缓慢。

第二个阶段,乾隆二十五年至嘉庆十七年,即年至年共52年。由于受到皇帝的重视,制玉技巧得到进一步改进和提高,玉器发展空前繁荣,制作了若干大件玉器,形成了以乾隆为代表的玉器工艺特征,名为“乾隆工”名噪一时,影响极其深远,也构筑了清代玉器辉煌的历史丰碑。

第三个阶段,嘉庆十八年至咸丰十一年,即年至年共48年。由于经济不振后期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,以至于玉器制作一落千丈,已经难以维系盛世之奢华,玉器业受到重创,渐趋萎缩萧条,数量和技艺上远不及前朝。

第四个阶段,同治至宣统即年至年共49年。因太平天国的战争刚刚结束,又受八国联*的入侵,割地赔款,经济大损及玉材产地控制之失效,玉材来源断绝,宫廷玉器生产几乎陷于瘫痪,碾琢技术有所下降。虽然苏、扬两地玉作有所复苏,但也显得乏力,往日的光彩已经难以找回。相反北京玉雕业却有所进步,因为战争从未波及到此,玉器的制作一时呈现出中兴之态。“同光中兴”之后玉器制作又出现了短暂的好转,尤其玉首饰的制作出现昌盛之势。第三四两个阶段我们也可以合称清代中期。

对清代玉器这样的分述,应该更为合理,因为清代玉器的发展在这四个发展阶段里都能找到一些变化,这样可以为我们更准确地断代提供依据。

清代从年到年,也正是顺治到乾隆二十四年历时年,玉器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。

其实在清*入关之时,清廷已经有了专门作玉的作坊,匠人大多是从被掳或征用的汉人玉雕工匠中选出,专门为皇室服务。然而当时留给我们的证据太少,只能从零星的出土及传世古玉中去考证。因为承袭明代风格,此时所作玉器几乎和明晚期玉器没有二致,我们有时真的很难分辨。直到顺治坐拥江山,*权得到相应的稳定后,我们才能找到清代的玉器发展的影子。我国玉器的历史也都是以历史的划分来区别的,所以我们把顺治这时期作所玉器称作清早期,之前那段历史衔接的混战争期,哪怕是之前清人所做的玉器,我们可以一并称为明晚,或直接称为明晚清早都可。

清朝建立后,由于连年的战争和统治者不断地穷兵黩武,使得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,但这并不影响皇家对玉器的享用和制作。顺治年间专门设立了养心店造办处,康熙年间又成立了英武殿造办处,康熙十四年春英武殿造办处及各作皆归养心殿管理。雍正年间沿袭祖制,养心殿造办处各做活计档中就有玉作,并整顿了机构建立了规章制度扩大了玉作坊。还从民间吸收了大量玉作匠人,且大多来自南方,技艺超群。乾隆元年又于圆明园如意馆设御用作坊和画院。

由于乾隆本人爱玉如痴,所要求碾制玉器数量大增,于是苏州织造在皇帝的授意下成立了玉作,专门为乾隆碾制玉器。

顺治到雍正的玉材来源主要是明代旧藏,也可能从俄罗斯购买玉材,玉质不好也较杂。除了改制加工一些旧玉,也多采用玛瑙、蜜蜡、水晶、珊瑚、碧玺、寿山石、青金石、松石、孔雀石等多种宝石和美石。这在一些清宫档案中可以找到明证。如雍正曾命内务府和苏州织处寻找好的玉材以供御用。包括乾隆初年玉材储存情况虽然略有好转,但上好的玉材仍然不为多见。

乾隆爱玉成痴,他本人不仅命人碾作玉器,还遍寻古玉,由于难以满足需要,命人制作了大量的仿古玉。这类仿古玉绝非一般意义上民间的仿古。民间的仿古是为了迎合市场赚取一定的钱财,而乾隆仿古是纯粹地为了一种艺术的追求,所以所仿古玉精益求精力求神似。如乾隆八年十一月初七日,命新作白天玉仙人、白玉马各一件,俱烧汉玉配文雅底座,还要按照《考古图》的颜色烧造。并命碧玉虎右腿里怀刻“十三”配底座要秀气,上面刻隶书“宣和御玩”底面刻篆字“伯时珍藏”。这显然是仿汉宋古玉之作。

综上所述可算是清代玉器的第一阶段,这时期的玉器风格属于清代玉器的启蒙时期,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,既有明末的特点也清代自己的色彩。

清代玉器在经历了初期阶段年缓慢发展,迎来了它的繁荣和昌盛期,可初步的算作五十二年。即(乾隆二十五年~嘉庆十七年)这算作清代玉器发展的第二个阶段。这时期玉器之所以能够有大的发展与康、雍、盛世所打下的扎实其实是分不开的,玉器是在满足了物质需求后的一种精神追求。又加之乾隆二十四年大举进兵*收复领土,使玉器的原石产地得到控制。于是大量的玉材可源源不断地运入清宫,改变了以前那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。

*玉材有和田玉、叶尔羌玉、玛纳斯碧玉,玉的质量也各不相同,有采自水中的水玉名为籽玉,有采自山上的石床名为山料。由于乾隆皇帝爱玉成痴,上效下行又专门成立了采玉机构。以至于每年雪融后,采玉人不计其数,有时一天多达余人。并有专门监督者,有记载在河中采玉时,都是猫着身子在水中摸,如有人直起身子,崖上马上有人敲锣,便要此人交出玉料,如果交不出就要搜身,可见当时对玉料管理之严格。山料干燥最大的有余斤,河玉湿润最小的仅重4钱,色调分为白玉、葱白玉、青白玉、青玉、碧玉、掺色玉、墨玉、*玉等,档案上从不见红玉。

平均每年清廷从*收取的贡玉达余斤,至嘉庆十七年共52年,累计贡入朝廷的玉石多达20余万斤。再加上私贩至内地的玉材,*每年输出玉材最少也有50至60万余斤。贡玉一般是由*机处奏事处运玉至造办处,首先核对斤两,按等级分派用场。

玉材的使用虽然均由皇家掌控,但流通到民间的玉材大都是地方大吏勾结商人盗采偷运。被查获受到处分档案中记载的就有多处,利字当头发玉石之财的在当时还真是不少。所以市场上的美玉也是美不胜收。最后清廷也无可奈何,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乾隆在下江南时看到苏州精美的玉器后无奈地说:“一望而知为和田之产,可见回人及市侩徇利透露,流运中华,可听之耳。”

清廷碾玉有着严格的程序,如选料、画样,即料量设计,因材施艺。设计完成后,画玉交制作部门,做坯、精琢、磨光,每一道关键性工序都要呈览,全部完工之后,还要呈览评定等级,优等做工加以褒奖,一般的过了目点点头,或指定置存地点,就算通过,太监传话说“知道了”。看不中的轻则斥责重则处罚,如停俸、减扣工食或不准报销、责令赔补等等不一而足。

乾隆对玉器的审查很严格,为了追求一件美玉的诞生从来不惜工本。玉器的制作是一项浩大的工程,这就要求技艺高超的玉匠,此时的玉匠分布于清廷控制的十处玉作中。

这时期玉器的风格大致可分为南北两派。北京在很早的时候就有自己的工匠,有人称作北玉。如清宫造办处工作量过重时,可以临时外雇玉匠,说明当时在北京还有独立的玉作和身份自由的工匠。不过因为技术一般,也并未引起皇帝的重视。南方玉匠最集中的地方就是苏州的专诸巷,苏州织造的造办处,为如意馆提供了众多的能工巧匠。苏州工分工严密,分为锯料、打钻、做坯、做细、光玉、刻字、烧色等专业。最为突出的就是刻字与烧色两种专业,在清代玉业中首屈一指。

由于充足良好的玉材和优良的匠人,精湛的制玉技艺被称为乾隆工。乾隆工,从字面上理解,就是乾隆时期玉器的工艺,因用料考究,精雕细琢,不惜工本,极富有时代特色而成为一种固定名词的称谓。乾隆工的特点就是在用料和制作上不计成本,在工艺上精益求精,尽善尽美。乾隆工(玉)指的是清高宗弘历皇帝在位期间,即公元年至年,共60年之中所琢制的玉雕器物。由于弘历的年号是乾隆,故将此时的玉器称之为乾隆工(玉)。

也有另一种声音,即认为是乾隆时期形成的一种工巧、艺精、料美、寓意吉祥的玉器工艺特征,也代表皇家御制最高等级的工艺特点,它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,而后世凡带有显著此类风格特征的玉器,都可以概括为乾隆工。实际上,这种说法是对乾隆工意义和范围的扩展。

乾隆工具有精细、多层次、薄而巧等特点。精细是指玉器上所有的线条流畅分明,刀法一脉贯穿有力,没有任何不连续的刀工。

多层次是指对于浅浮雕,所有凸起的弧面都圆润光滑,没有扎手感,每个细部,一层层顺着玉石肌理向内刻,层次分明。总之,乾隆工(玉)借鉴绘画、雕刻等工艺的成就,吸收了传统的阴线、阳线、平凹、起突、镂空、俏色及烧古等多种做工和外来艺术,加以糅合、创造,发展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玉器艺术,以其精雕细刻、典雅华丽的风格而独步一世。

乾隆时期,正值清代国力全盛,在工艺美术领域,达到了巅峰(俗称乾隆工或曰乾隆玉)。这当然与乾隆帝本人(所谓所用物品,无不求精)密不可分。他甚至参与了许多工艺品的设计、制作,所以许多官窑和御用制品,无不打上他的审美烙印,有的御用工艺品中甚至有他的御制咏物诗,这尤见于玉器。

在清代乾隆时期常把好彩头和吉兆象征的寓意,表现在玉器上。玉器上的纹饰可谓言必有意,意必吉祥。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,无一不祈盼自己能够健康长寿、幸福吉祥,因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,工匠们运用不同的工艺方式表达了渴求生命、向往长寿的意愿。

此时期与乾隆工可以相提并论的唯有痕都斯坦玉。痕都斯坦玉器其实就是回教玉器或伊斯兰玉器。痕都斯坦这一地名便是由乾隆帝亲自考订,其玉材多为南疆的和田玉、叶尔羌角闪石玉。痕都斯坦玉匠喜用纯色的玉材雕琢,即一器一色,尤多选用白玉或青白玉,透明晶莹。这与中国传统玉器的留玉皮或杂色玉雕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当地人相信玉做的食具可以避*,故一般多为实用的碗、杯、洗、盘、壶等饮食器皿,不见我国玉器中常见的礼玉和佩玉。这些玉器的装饰很有当地文化特点,有些在器壁上镶嵌金、银细丝及红、绿、*、蓝等各色宝石或玻璃;花纹装饰多为植物花叶,以苕、西番莲和铁线莲为主;用异色宝石镶嵌动物眼睛等。

除了这些装饰手法,还采用水磨技术,胎体透薄,有“西昆玉工巧无比,水磨磨玉薄如纸”之说。薄而巧是指将玉材处理得薄如纸,使得上面雕刻的纹饰可以透光而视,清晰可见,巧则是指擅长度量玉材,表现其最好的一面,正所谓物尽其用。

对痕都斯坦玉器,乾隆和纪晓岚都有过极高的评价。乾隆一生有多首赏玉诗文,关于痕都斯坦玉器的多达65首,可见他对痕玉情有独钟,诗中赞道:“西昆率产玉,良将出痕都。”“薄过刻片楮,轻喻举毛鸿。”所谓“玉既莹净,器薄如纸,良材巧琢,非中土玉工所能仿也。”纪晓岚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也有记载:“今琢玉之巧,以痕都斯坦为第一。”可见其在清代玉器史上有着重要地位。

清乾隆时,内务府专门设立了仿制痕都斯坦玉的作坊,苏州也有专门的仿制作坊,但因痕玉制作工艺难度极大,几乎每件器物都是在考验一个工匠的水平极限,所到之处无不暗藏着损坏的风险,薄如蝉翼的器壁、纤如发丝的镂雕技巧,使得一件成品痕玉的背后,都要损坏几件甚至十几件玉器的前提下才能完成。于是乾隆不得不下令停止仿作。

这些“西番作”玉器并没有亦步亦趋地复制痕都斯坦玉,而是吸取其造型别致、花纹流畅、胎体透薄的优点,结合我国工艺的传统方法,创造出带有西番风格的玉器。这些中西结合的玉器直接影响了我国玉器的制作风格,近现代玉器炉瓶大多造型是中式的,而装饰纹样是西式的,犹如中西结合的民国家具,正说明了痕都斯坦玉的影响力。

痕都斯坦玉与我国玉器相比较,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鉴赏要点:凡痕玉都有絮状物存于体内,这与痕玉用料与当时的审美有关,其次便是以工取胜,每器所成必轻溥繁缛华美奇巧,放于手中体如鸿羽,镂空、压花、镶嵌技法,常出现于一器。镂空雕琢的线条更是细如毫发,迎光透视可见他物。痕玉的打磨往往要粗糙一些,由于采用的是水磨技法,用细小的沙石琢磨,器表有时不太光滑平整,没有了清代的打磨所产生的油脂光泽,置于放大镜之下,一般都会有较粗的直线纹,但速度较机器要慢得多,故而也好分别。清代很多仿痕玉的玉器虽然在器形上做到了位,但在工艺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,尤其是在打磨技法上表现最为明显,清代仍采用传统的打磨工艺。

痕都斯坦玉属于清代玉器的一个种类,它从玉种及工艺都与清代主流玉器有着不同之处。

清代主流玉器具有的特色,我们不得不讲一下碧玉,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碧玉似乎只有一种和田碧玉,然而除和田产碧玉外,还有一种漂亮的碧玉就是处于天山山脉的玛纳斯碧玉。它们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。

玛纳斯碧玉在清中期时开始开采,专门设立了绿玉厂为皇家采办玉材,到了乾隆年间,也就是公元年,便停止开采玛纳斯碧玉了。玛纳斯碧玉的特点是颜色呈菠菜绿,加杂有点状的和条状的白斑,同时还存在有墨点。呈灰绿、深绿、墨绿色,夹有黑斑、黑点或玉筋的质量稍差,以颜色纯正的墨绿色为上品。碧玉颜色浓重,色相庄严,适合雕刻大件山水摆件,或厚重古朴的器皿,故宫的玉石收藏中有不少优秀的碧玉精品。

清代绿玉厂停止开采以后,多年来原生碧玉矿口一直不为人所知。在漫长的历史中,玛纳斯碧玉的原生矿长期埋没在地下,没有开发。在年前后曾有私商开采玉石,但不久就杳无音讯。年,苏联人M·萨依托夫曾在这里进行地质调查,但没有报告发现的矿点。直到年在国家总理周恩来的指示下,国家轻工业部召开的一次全国宝玉石会议上,提出对*的碧玉资源应该早日查清矿源,开发利用。经过*地质局五大队(第二区域地质调查队)几次派人进入深山,普查矿源,终于在年内于玛纳斯南山一带,找到了玉石的原生产地。当地*府十分重视,于年建起了玛纳斯玉石厂,当年出产碧玉数十吨,供应上海、扬州、广州等地的十多家玉雕厂。同时在玛纳斯县成立了玉雕厂,雕刻仿古炉瓶、花薰、碗、酒杯、手镯、健身球等产品。

在掌握了碧玉的出产情况后,我们便可以此来判一件玉器的年代和真伪。据多年的市场研究,玛纳斯碧玉在清代乾隆年间是最好的,绿色浓正鲜艳。虽然在乾隆年间就已经关停了玉矿,但清廷府库内仍留有一些质量略差的玛纳斯碧玉,所以清晚期和民国初期,仍有该碧玉所做的玉器。到年玛纳斯碧玉再现,可此时已经采用电动工具制玉,凭工痕和玉器的优劣,我们完全可以为一件玉器准确的断代。

与玛纳斯碧玉相提并论的*碧玉产自昆仑山脉的喀什地区与和田地区,非常稀有,颜色娇媚,细润,柔和,有绿色、黑绿色,但色黑者为佳,俗称黑碧玉。清代宫廷中碧玉品种是一个很大的玉器类别。

和田碧玉与玛纳斯在实物上不难分别。玛纳斯碧玉与和田碧玉相比要绿一些,玛纳斯碧玉肉色中夹杂着丝丝青白绞色,有的还伴有墨色小点。和田碧玉一般以单色居多,色偏深带黑,多数带有墨点。

乾隆时期的玉器制作的质量和风格,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超越的,包括大件玉器的雕琢,更是让人不可思议如大禹治水图玉山、会昌九老图玉山、秋山行旅图玉山、丹台春晓图玉山、多件云龙玉瓮等,皆是出自乾隆之手。

据清宫档案记载大禹治水图,原重一万零七百斤。这件巨型青玉采自*和田的密勒塔山,当时用轴长十一二米的大型专车,用人推马拉的原始办法,动用上千人力和牲畜,逢山开路遇水架桥,冬天还要泼水铺成冰道,历经三年才从*运到北京。

如此巨大玉料清工匠人是如何雕琢的,已经无从考证,留给后人更多的则是一种推理和猜想。

这个时期的玉器特征归纳起来,既有传统风格的继承和发展,也有其他艺术及外来文化的影响,又有其本身在制玉过程中的不断创新。清代玉器总体来看用可分为九大类:册宝类有玉册、玉宝、宫殿堂阁之宝、鉴赏章等;神像类有佛、菩萨、罗汉、八仙等;祭法类有圭、璧、琮、七珍、八宝、五供、铃杵、净瓶、爵等;佩饰类有朝珠、手串、朝带、顶圈、香囊、带钩、翎管、簪、戒指、手镯、环、佩、牌、坠等;陈设类有鼎、尊、觥、瓶、炉、壶、山子、如意、花插、卦屏等;文玩类有笔杆、砚、水盂、笔筒、笔山、笔添、镇纸、臂搁、洗、砚滴、棋子等;器皿类有盘、碟、碗、杯、盅、盏、盒、执壶、鼻烟壶、唾盂等;用具类有笛、箫、推勺、冠架、拐杖头、梳、粉盒等:镶嵌类普遍施用于室内陈设、家具、器皿上的各种饰件。

此阶段玉器种类的增加,无疑使造型更加精致和丰富。玉器的纹饰生活化的趋势表现得较为强烈,花鸟、动物、山水、树木、吉祥图案、使作品充满活力,给人以美的享受。动物多为象征吉祥的龙、凤、麒麟、象、熊、马、辟邪等,善于捕捉动物的神态,摆脱传统的静态造型,给人以栩栩如生的感觉。以及文人书画等,都直接反映于玉雕作品里。

以植物为造型的有杯、碗、盘、盒、洗等多琢成荷花、菊瓣、海棠、石榴、葵花、贝叶等花卉形状,应用极为广泛,常见的菊花式瓶,多以圈足作为花蒂,花瓣逐渐向上展开,至颈部或口部稍向内敛,有的盖顶作为花蕊,宛如一朵饱满的菊花,含苞欲放;花插则多琢成松桩、竹筒等形状,极具古朴苍劲之感。

玉器文玩用品也占有着相当大的比例。该类器物造型丰富,仿动物和植物的造型及纹饰常见。富于创意情致生动展现出玉器的神形之美,如玉砚多做随形样式,笔架多成山形,也有花枝形,而笔筒更具特色,一般外壁均为浮雕图案,以表现景致为主,绘画趣味相当浓厚。

这个时期还有一种以表现建筑为主的器形,俗称“山子”。这类玉器将自然界的人、建筑、和种景象及社会现象,用虚实不同的艺术手法,表现其中,极大地增强了玉器的艺术表现力,体现出浓厚的民族风格。从而再现了清代玉器美妙绝伦、千变万化的艺术魅力。

仿古玉器也在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玉器的特征中而形成,有仿汉代玉佩饰、鸡心佩、璧为多见,仿古青铜器也是这一时期主要的仿制对象,有器皿和陈设器,大都以青铜器的样式直接仿制,甚至连器型、纹饰和尺度均与古青铜器的同类器物相同,或以古青铜器造型为蓝本,在保持其原型不变的基础上,对局部稍加变化,形成新的风格。

以上这些均构成了清代第二个阶段玉器发展的主要内容,并一直贯穿始终,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。清代玉器的第二个发展阶段,成为清代玉器的主流,可代表当时的最高工艺,也是我国玉器发展史上一个不可超越的时期。由于上仿下效,民间用玉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,而且工艺也颇为精湛,很大程度上受到宫廷玉器工艺的影响,佩饰与文房玉器流传较广。

清代玉器的第三个发展阶段,从嘉庆十八年至咸丰十三年,即公元年~年共48年。清代玉器渐渐地走向了衰微,这时候清朝国库空虚已经没有经济能力去承担大规模的玉器制作。道光又是一位提倡节俭的皇帝,对衣食住行都加以节制,属于奢侈品的玉器更是加以限制,又加之战争原因,玉器的制作生产更少了。

嘉庆十八年*的贡玉突然锐减,甚至一个时期停止了玉贡,玉器的制作也陡然大减。部分玉器如前朝一样,仍由南方两淮、苏州杭州江南等地完成加工。虽然玉贡减半但制玉水平,仍留有前朝遗风,有不少佳器产生,直至嘉庆二十五年玉器制作水平出现波动,有些玉器的制作已显粗糙,不见了往日的光辉。

道光元年玉器的制作发生了彻底的改变。道光是一位标榜孝道和节俭的皇帝,他不仅以此要求他的子民,还向全国颁发了节俭令,并阐述了节俭的具体办法:一是重义轻利,不蓄私财;二是停止各省进贡;三是不再增建宫殿楼阁。同时道光还严令百官切实厉行节俭令。他一看到官员衣服光鲜,就面露不悦,甚至还规定旗员六品以下,不得衣着绸缎,一律布衣布靴,使得京城一度时期旧衣服贵过新衣服,且愈破愈贵,还闹出了不少笑话。对于不能节俭的官员,他严加处分,有人举报盛京将*经常在家里演戏宴乐,道光帝立即革了他的职。

道光自己更是做出较好的榜样,表达了节俭的巨大决心。据《清代外史》中记载,道光帝“衣非三浣不易”,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。同时规定除了太后、皇帝、皇后以外,非节庆不得食肉,嫔妃平时不得使用化妆品,不得穿锦绣的衣服。他想吃什么东西了,首先都要问个价,如果价格很高,他就不吃了,譬如他想吃鸡蛋,内务府给的价格是每枚七八两银子,他就省着不吃了。他想吃粉条汤,内务府弄了一个粉条汤供应方案,需安排预算7.5万两白银,道光说:“朕知前门外有一饭馆,能做此汤,每碗只售四十文耳,每日可命太监往购之。”更难得的是,道光皇帝如此节俭竟然始终如一,“及至暮年尤甚”。据史料上说,道光做了30年皇帝,宫内的开支,每年不超过20万两。

道光停止一切进贡,当然也包括玉材的进贡。在道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下旨:“今查造办处储存玉籽尚多,足敷应用,着和田叶尔羌办事大臣将此项每年就进玉籽暂行停止。”道光降旨意为暂时停止进贡,然而此后至清灭亡年间,再也没有恢复年例贡玉。

可见这时期制作的玉器原材都是府库遗留,因此这时期制作的玉器多以小件的佩饰为主,大的山子据记载也只有一件,但与乾隆时期的山子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,不值得一提。但不置可否的是道光皇帝本人也非常喜欢玉器,如果碰到自己合心的玉器也是不惜解囊的,如道光二十七年,如意馆的匠人所作玉受到道光皇帝的大加赞赏并赏钱财。

道光年间为清廷制玉的玉作有如意馆,造办处金玉作偶尔也参与制作。苏州主要承做玉宝玉册,广州制作翡翠,据查证道光的一件翡翠扳指,就是在广州制作完成。道光年间相继建有玉器生产六大行头,行头各自分工,如“崇礼堂”专业开料,“昆玉堂”专营玉料,“裕兴堂”专司管理玉业及摊档摆卖。至此杭州、江宁、两淮、淮关、长芦、凤阳、九江、不再接办玉器活计。这一点与乾嘉两代不同,也是清宫制玉业衰微的重要表现。

其中与战争有很大的因素,由于太平天国运动,苏州和扬州等地的玉器制作受到极大摧残,甚至完全停止。所以在咸丰时期,所有的艺术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,玉器也是如此。当南京成为太平天国的首府之后,由于官方的需要,玉器生产得到了继续。现存于革命博物馆的天王玉玺,不仅是太平天国*权的有力象征,也是制玉业的历史见证。

清晚期玉器再次中兴,正是玉器发展的第四个阶段。从同治元年至宣统三年,即是公元年~年共四十九年。在这短短的四十九年中有四十六年是由慈禧掌权,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只不过是两个傀儡而已。

清晚期在借助洋人之手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后,*治和经济得到了暂时的喘息,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,出现了短暂的同光中兴。因慈禧也非常喜欢玉器,尤其是对翡翠的喜爱,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

慈禧也有能力恢复曾经玉器在皇宫里的光辉地位。可当时造办处因长期战争几近瘫痪,她便利用手中的职权,向民间的玉作坊索要以供其享受。因此当时留下的很多玉器,已经很难考证,是出自造办处或民间。而此时民间的许多作坊中,倒有一批精品玉器产生。因为在年(清光绪二十六年)八国联*侵华,圆明园被抢劫并烧毁,于是造办处也只剩下紫禁城内,慈宁宫以南的一小块地方,如意馆等玉作也改为太极殿,成为后妃居住的地方。虽然又新建了如意馆,但也是没有了往日的规模,工匠锐减,如档案中所记载也只有周文元、周昆岗二人。其他各作坊大多被归并,实则已经名存实亡了。可见此时宫廷玉器大多来自进贡,非造办处所作。

而这个时期民间玉器的发展却很旺盛,老百姓第一次不受官府管制,便毫无拘束地将玉器真实地融入了生活中,不仅身体佩玉有玉牌子、玉手镯、玉带钩、玉佩,如衣服、帽子也都配以玉饰,爱玉之风在民间风靡一时。

清晚期留存下来的玉器很多,在云南、两广南方地区以翡翠件饰为多,如手镯、牌子、扳指等,北方以北京所作玉器为多,摆件、配饰均有,苏州和扬州此时相对精工玉器较少。此时期所作玉器均有一些共同规律可循,如好玉较少以青玉、黑色碧玉及翡翠居多。玉器设计只求大概,细部特征及少表现出来,底子打磨也不精细,时有波浪纹的云层状出现,像风化了的石头表面,阴刻线较粗,刀痕较深,与明代阴刻线有类似风格。

通过对整个清代玉器的探索,我们可以发现从乾隆后期,也就是十八世纪下半叶,是我国玉雕史上的又一个*金时期,这一时期的玉器质量、玉料、工艺都是一流的,形成了明显的时代特征。清代玉器借鉴了宋代画院山水花卉的工艺风格,以现实的传统人物故事,构成图案及故事进行玉器雕刻创作。但又有打破常规,借鉴异国风情融会自我文化,独具韵味的创作风格。那些在花纹上采用欧洲巴洛克派的均齐对称,和痕都斯坦玉的繁花似锦的工艺,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玉器文化的典藏。

清代玉器史虽然已经远离了我们,但它所留下的光辉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无情而被遗忘,反而它像陈年的老酒一样越酿越醇。在各大拍卖行及古玩界,成为人们品鉴文化的高端艺术品。它由曾经的皇家殿堂走向了大众,但它因皇家的沾染而愈显高贵,于是那段与皇帝结缘的故事也成了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历代帝王虽多以玉为美,但真正做到嗜玉成癖,乐此不疲的当首推乾隆。故宫博物院藏玉三万多件,其中一半为乾隆所藏,乾隆皇帝对玉极度喜爱,他对我国玉器史的贡献也是很大的,乾隆刚继位时励精图治,到乾隆四十五年时达到空前盛世。

于是乾隆将大部分精力转向对奢侈品的追求上,尤其是玉器,不仅制造了大批美玉,还存了上万件古玉,常常玩味欣赏,并给它们编目评出优劣。乾降本人爱玉成癖,使得宫廷玉器做工之精、器型之众、使用之广、数量之多,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所不能媲美的。这些玉器的艺术成就是数千年来任何一个朝代无法超越的。例如横空出世的大型玉雕山子,取材于山水图画,立意新奇有情有景互相交融,并攻克巨材大关,成为清代玉器繁荣的主要标志。可以说将传统的制玉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又如仿古器物,由于乾隆对汉族传统文化倍加崇仰,对古旧文物尤其珍爱,他不仅亲自搜罗古今玉器,而且还模仿《考古图》和《三礼图》提倡仿古玉器,并以三代青铜彝器为蓝本制作了大批深厚古朴、惟妙惟肖的上等佳作。乾隆时期的玉器,在沁色、残损上都很注重细节,连古玉的残缺也一并仿制。

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,清代官员到处搜求好玉进献,这自然刺激了玩玉的风气。当时北京城内都以玩玉为幸事,直到现在老北京人也喜欢玩玉。据说就是乾隆帝推动的,并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累,带动了玉雕工艺的进步和发展。

最有趣的是,这位天子似乎特别痴迷于良渚玉器。但乾隆皇帝也有对古玉误判的时候,现存“台北故宫博物院”的两件琮、璧,就记载着他乱点鸳鸯谱的轶事。一件是乾隆将一块良渚玉璧误断为汉玉。这块玉直径为28.2厘米,原为寿皇殿中的陈设。这块玉为青白色,上面满布深深浅浅的猪色斑,大片干裂,圆周不正,而且有多处裂痕,明显是曾经被火烧过,可能与良渚文化时期烧墓扩地习俗有关。乾隆称它为“径尺璧”,并且对这块其貌不扬的古玉,倾注了近二十年的眷恋之情。

他亲自命人在玉的璧间琢下玺文五方。“信天主人”表明了它的主人相信天命。在他七十寿庆的时候,又情不自禁地在这块玉上琢下了“古稀天子”“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”两方玺文。岁月匆匆,在乾隆八十岁高龄的时候,依然对这块玉把玩不已,并在上面琢下新的玺文,直至八十五岁退位,最后刻上“太上皇帝之宝”这六个字,这位“十全天子”才觉得功德圆满!乾隆晚年荒*以此为甚。

另外是一件玉琮,众所周知西周以后,玉琮的制作已很少,汉代以后几乎未有新作。就连见多识广的乾隆皇帝,也不知道此物何名,居然将它误认为是古人用来抬举辇车或乐鼓之人所用的压肩之物,还在御制诗中堂而皇之地称它为“杠头”。由于不解纹饰结构,和按上大下小的安放顺序摆放,竟然将其倒过来,并加配铜胆木座刻诗以记,用来当笔筒蓄水。如今看来,这是一件多么奢侈而又高贵的文玩啊!

乾隆皇帝曾为喜欢的众多古玉题诗、作记、立说,在故宫博物院和“台北故宫博物院”内,都有乾隆留下的题诗和作记的古玉,如青玉御题蚕纹璧:壁青玉质,以绳纹为界,纹饰分为两个区;内区满饰蚕纹,外区遍饰夔龙纹和兽面纹。在璧的侧边阴刻楷书乾隆皇帝御制诗:“周尺竟踰尺,斯今亦匪今。羊脂略无玼,玉叶果生琳。子爵执诚合,王孙语漫侵。琢章每师古,可以识予心。”末署“乾隆壬子,御题”款,并琢“比德”“朗润”两枚单框篆书印。壬子为清乾隆五十七年(年)。

乾隆皇帝爱玉,但纵观清代历史,似乎清代是一个与玉特别有渊源的朝代。乾隆的祖先称帝就以一块玉为名,使得一切名正言顺。这就是皇太极借玉玺立国称帝。

努尔哈赤去世后,其子皇太极继位,改年号为“天聪”。天聪九年(年)四月,多尔衮等率*攻打察哈尔,获得了一方所谓的“元传国玺”,在清初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影响和作用。

关于这方玉玺,曾有过一段传奇的经历:相传此玺曾收藏在元朝大内,元朝末年元顺帝被明太祖朱元璋打败,弃都携眷,北走沙漠,同时也带走了这方玉玺。后来元顺帝在应昌府去世,宝玺从此便杳无音信。余年后的一天,有一位牧羊人发现他所放的羊中,有一只连续3天不吃草,只是不停地用蹄子刨地,牧羊人感到很奇怪,便挖开这个地方,结果就发现了这枚玉玺。不久,此玺被元皇室后裔博硕克图汗取走保存。后来博硕克图汗被林丹击败,宝玺又到了林丹汗手中。多尔衮西征察哈尔,得知玉玺还在苏泰太后手里,便强行索取。

据史书记载,此玺刻文汉篆“制诰之宝”四字,蛟龙为钮,光气焕烂,是难得的宝贝。多尔衮将这一喜讯报与皇太极,皇太极闻听大喜。当多尔衮得胜班师回朝时,皇太极破例出行百里之外,到辽河以西的阳石木迎接,并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接宝仪式。皇太极接过宝玺,抚摩端详良久,用颤抖的声音对众人说:“这可是历代皇帝所用的传国之宝啊!”

皇太极得到这枚传国玺后,便开始了一系列*治攻势。首先将玉玺获得的理由写成敕谕,在其上钤用此宝,用以说明“天命攸归”。其次将此玺的印样向朝鲜等国颁示。然后在盛京八门张贴同样内容的文告,以此笼络人心,从而形成了“天下一心”的局面,充分显示出皇太极卓越的文治武功。此玺为皇太极称帝提供了契机。

此玺12.5厘米见方,皇太极时一直使用。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。《崇德元年七月初十日封庄妃册文》上就钤用此宝。

玉玺不仅是传国的信物,而且还被帝王当作预测陵墓的圣物。这得从一个玉扳指说起,玉扳指又叫玉韘(音同射),本意是拉弓射箭时扣弦用的一种工具,套在射手右手拇指上,以保护射手右拇指不被弓弦勒伤的专用器物。后来引申为能够决断事务,具有身份和能力的象征。

据说,顺治皇帝是用扳指确定了自己的陵寝位置。清朝初年的一天,顺治皇帝率领众臣在河北省遵化县一带狩猎,狩猎时顺治纵马扬鞭登上高山,他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。南边只见金星山如锦屏翠帐,北边昌瑞山山峦重叠,林涛如海,绿潮涌动,空气清新如流,胜似仙境,顺治皇帝不禁发出由衷的赞叹:多好的一处地方,如果死后藏在此处该多好。于是他默默地向苍天祷告,并取下大拇指上佩戴的白玉扳指,扔下了山坡,然后向众臣宣诏:“此山王气葱郁,可为朕的寿宫,扳指所落之处为佳穴,即可启工。”众大臣顺着玉扳指滚落的方向找寻找,在一处草丛中发现了它,并且立桩做了标记。清东陵中的第一座陵寝——孝陵也就在这里落成了。虽然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,却说明了顺治皇帝对扳指的珍爱绝非一般。

这些关于玉器的故事,说明了玉器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帝王的生命。玉由此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,还有了它自己永久的生命,让后世子孙去敬仰和解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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