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代以来，绘事多主因袭，能独树一帜且画印俱精者，近代以来，唯“南吴北齐”可以称之。吴昌硕汲古润今，不尚临摹，以篆籀之笔入画，古朴淳横。齐白石早研八大，后遇吴昌硕氏入室弟子陈师曾，乃引入吴画厚重浑朴之长，于己刚健劲挺之中，个性特出，尤擅水墨鳞介禽鸟，一时腾誉南北。在这一南一北、似像非像中，藏家朋友们一定会体会到不一样的趣味。
刚劲浑朴、天机妙趣
齐白石主张艺术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，衰年变法，绘画师法徐渭、朱耷、石涛、吴昌硕等，形成独特的大写意风格，开红花墨叶一派，尤以瓜果、菜蔬、花鸟、虫鱼为工绝，兼及人物、山水，以其纯朴的民间艺术风格与传统的文人画风相融合，达到了中国花鸟画高峰。
人物画是齐白石艺术创作的起点，齐白石的人物画，在总体风格气质上面仍然属于古风格调，还带有浓重的民俗色彩，其人物造型与线条笔墨，偶有陈老莲、钱慧安、任伯年的风气，但更多近乎金农、黄慎、改琦、费丹旭轨辙。虽然40岁后他自称绝少画人物，但是在应人之请的情况下，其实他并没有完全放弃人物画的创作。综而观之，人物画也构成了齐白石艺术创作的一个时期、一种面貌，甚至也可以说伴随了他潜心求索的一生。
Lot齐白石《岁稔年丰》
67.5×34cm
款识：三百石印富翁。
钤印：齐白石
鉴藏印：天真斋珍藏记
备注：文物公司旧藏。
此《岁稔年丰》中的老翁从表情神态到动作举止皆稚拙纯朴，平和慈祥，可以说都是“民间味”意涵的具体呈现。原本这些是传统文人画视之为小道的冷门，却让齐白石抬上了文人雅趣的台面。乍看其貌不扬，细看来笔墨精湛简约，传神生动，功力深厚、意趣盎然。虽用笔减省，却不乏善良、朴素、睿智、幽默!此作不只借鉴于前人和民间艺术，也得之于对生活观察和自我个性的表达，更得之于其在创作中反复推敲、再三修改的艰苦用心和惨淡经营。是白石老人体会生活，观察生活之结果。
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，太似为媚俗，不似为欺世。——齐白石
齐白石的人物画中，有相当一部分为佛教题材的作品，如达摩、无量寿佛、观音等。《传法渡江》取“只履西归”的典故。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，天竺人，达磨手携只履回归西天之事。据景德传灯录卷三载，达摩于后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（）坐化，葬于熊耳山，起塔于定林寺。三年后，魏使宋云奉使西域，归途中遇师于葱岭，手携只履，翩翩独行，遂问师何往，师云：‘西天去。’又谓宋云曰：‘汝主已厌世。’宋云闻之茫然，别师东行。既回朝，果然明帝已崩，而孝庄帝继位。宋云具奏其事，帝令启达摩之塔视之，棺空，唯存一履，举朝惊叹，帝乃诏少林寺请回供养。
Lot齐白石《传法渡江》
87×57cm
释文：只履西归。
款识：齐璜为造像，此时古稀后矣。
钤印：老木
画中达摩赤脚踩在苇席上，一手执布鞋，一手执竹竿，转身回顾。达摩的形象并非仙风道骨，而是满面胡须，衣着简朴，但画家通过眼神的流转和表情的刻画表现出达摩的精神状态，而那种浮现于尘埃中的无奈神思，或许正是白石老人自己的体味。从画法上来看，衣纹线条虽简，却非常概括，苍劲有力，整体造型稚拙朴厚而神采毕现，应为白石老人在“衰年变法”之后的一幅人物画佳构。
Lot齐白石《水族图》
年作
92×27.5cm
款识：戊寅将秋绝止卖画时之作，白石山翁。
鉴藏印：海先珍藏、玉峰所藏
备注：北京文物商店旧藏。
白石老人的水族鱼虫之所以动人，笔墨工夫的锤炼是一方面，天性之颖悟也是一方面，最主要的，是有赖于白石老人体内奔腾着生生不息的生命能量；这点在白石老人晚年的作品中感受更强烈，那些笔触，让人联想起毕加索在油画布上的激情挥洒，看来中西艺术，境界越往高处越相似。此本看似满幅鱼鳖虾蟹一群水族，实则是满纸飞动老辣的线条和沉雄壮美的墨团，笔墨气息流动恍若起舞，正是白石晚年愈发蓬勃旺盛的生命力的写照。
Lot齐白石《山居图》
×34cm
款识：齐璜
钤印：老白
白石翁历经社会动荡，时人诸多向往和平安定的生活。齐白石借笔下清幽静谧的田园小景，将此种感受朴实淡然的表现了出来，画外之意跃然纸上。用高度简括的波浪线性起伏描画出山头远景，又用近山下的茅屋、正在打扫的老人构成了农家小场全部的院景。简洁凝练的构图，足以将生活清平明净之意表达的直接和朴拙。
徐悲鸿曾经称道过齐白石的山水作品：“具备万物，指挥若定，及其既变，妙造自然。”的确，白石山水画的风格和章法迥异于历史上任何的山水画，看似童趣稚拙，实为高深莫测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齐白石的山水画中落款字数大都是很少的，而且几乎不引用古人诗句。此幅《山居图》也是如此，这与白石风格山水画的独特布局有着直接关联。白石山水中的题跋设计颇为讲究，其安放的位置和字数往往对整幅作品起到画龙点睛的奇效。
Lot齐白石《紫藤蜜蜂》
×34cm
款识：八砚楼头久别人白石。
钤印：齐大
此作白石老人以篆书笔法用焦墨写藤条枝干，蟠曲环绕，遒劲有力，形乱理顺；在藤萝的花卉和藤叶的描绘上，则不拘泥于自然界的客观事实，用花青、藤黄调墨写藤叶，以洋红调些许花青画藤花，使色彩比大自然中的藤萝花卉更加淡雅，却又不失鲜艳，更衬托出藤叶之绿嫩。藤、花、叶三者协调一致，更显格调高雅，色彩绚烂。用大块浓重笔墨置一柱石于画面右侧，虽大不堵，为黑不死，几根苍劲的藤条虽倚绝壁倒挂而生，却开出娇嫩、艳丽的花朵，正所谓“悬崖倒岛逢生根，开在群花最上层。自有垂天好香色，不同广地汉家藤”。两只小蜜蜂，为画面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动感。
Lot齐白石《高寿》
.5×34cm
款识：伯洁先生长寿。丁丑九月画于燕京城西寄萍堂上。
钤印：齐大、白石、人长寿
汉代东方朔《神异经》记载：“东北有树焉，高五十丈，其叶长八尺，方四五尺，名曰桃。其子径三尺二寸，小狭核，食之令人知寿。”寿桃寓意吉祥，历来为人所喜爱，作为长寿的象征，常入画，此类题材的画作亦常被用作寿诞之礼，故而寿桃在白石老人笔下的演绎也极为精彩。
白石老人画桃，先以没骨大写意法直接用洋红泼写硕大桃实，渗以少许柠檬黄，再以花青、赭墨写出叶子和枝干，后用浓墨勾勒叶筋，桃的用色浓艳泼辣夸张，几笔叶枝对比强烈，其章法信手拈来，随意而成，极为简括大气。四枚大桃构图饱满而呈错落有致，体现作者对位置排列的极度极讲究，画面重心稳固并吸引观者视线，整个画面趋于稳重却不失灵动。桃子的形体被略作夸张，用以凸显主题，渲染吉祥气氛。桃叶则是由大笔快速成形，叶片大小不一，用以表达叶与叶之间的阴阳向背关系，在一定程度上也将衬托出桃，使表现上更接近自然生长的状态。赋予作品生命活力，灵动不落俗套，让白石老人所独具的匠心和童趣表露无疑。
Lot齐白石《果味无双》
99×33cm
款识：果味无双。寄萍堂上老人齐璜画于古燕京。
此幅《果味无双》，荔与“利”谐音，寓意“吉利”，配蜜蜂一对，更添“丰收”之意。齐白石曾言：“果实之味，唯荔枝最美，且入图第一”。白石自篆“果味无双”，恰合其言。是幅无年款，应为白石老人30年代以后北上燕京时所作，处于研习古法、探求新意的摸索时期，尤其是十分用力于吴昌硕金石书画的笔意造型，画面中清晰可见。相比晚年成熟期花鸟画的笔墨风格与审美特质，体现出一种简约清雅的艺术风貌，不刻意追求物象造型的真，追求洒脱自然之真趣。
纵观此画，白石老人以浓重的洋红写荔枝佳果，娇红欲滴，得绿叶相衬，茂密向荣；蜜蜂体态轻盈、振翅盘桓，动静相宜，神采奕奕，自生呼应。水墨的浓淡干湿完美呈现出鲜果质感；枝条刚健，富有力感，行笔较慢，多侧锋，呈现一种奇拔豪达的气度。
“果味无双”的篆刻题字，瘦劲有力，侧锋取研的方式形具其间，与画面果味互为呼应，平添生涩的趣味。白石老人书法在磊磊落落、欹斜多姿之中有着精心的设计，是似奇反正。
众所周知，白石老人绘画用洋红、加草虫都要额外加收费用。不难理解他创作此件《果味无双》时不吝惜使用浓重的洋红，满意之情溢于笔端，加以篆书画题，足见精心。
古拙淡雅、自然超逸
在中国新旧文化交替的特定历史时期，吴昌硕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关键人物，亦是金石画风从晚清过渡到民国的主要传承者。在近现代画坛，其地位与影响力无人能及。诗、书、画、印卓然崛起，兼四绝于一身。在博取诸家之长的基础上，兼取篆、隶、狂草笔意入画，色酣墨饱，雄健古拙，使得作品既极具古意又极具现代感，成为中国近代艺术史上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。
Lot吴昌硕《幽香》
年作
×41cm
释文：临抚石鼓琅琊笔，戏为幽兰一写真。中有离骚千古意，不须携去赛钱神。
款识：庚申夏吴昌硕。
钤印：吴昌硕、吴俊之印、苦铁
题签：吴昌硕水墨荷花真迹精品。石园居士题签。钤印：张克和印。
缶翁作画，按其自语，始于五十岁之时，曾云“余三十学诗，五十学画”。作丹青之初，缶翁多以兰、竹为本，一是因为兰竹气格标高，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士大夫精神、人格的最佳自喻，二则因兰竹之画法、画理与书法同源的技法界定，使极为熟悉毛笔书写特性的传统文人易于进行书法和绘画自如转换。这亦是中国古代文人由书入画时多取兰、竹为母本的重要因素。对于缶翁而言，除上述两个原因外，兰、竹更是展现其金石篆刻功力的最佳物象载体。便如本幅纯以水墨为之的《幽香》，画左缶翁长题中就言此画就以石鼓琅琊笔意写之。画中怪石占据近半尺幅，石下作幽兰。石、兰的造型布局颇似其字之结体，左肩落下，右肩耸起，以斜势构局，画与字取势一致，峻险雄奇中又有平稳安然之意。而叶、干、草、花之拨、挑、抖、顿的落墨行笔，又全都能从左侧极具金石味儿的行草长题中找到对应的行笔法则。字与画的交相呼应，相互生发，是为书画同源的直观讲解和典型范本。
Lot吴昌硕《硕果累累》
年作
.5×55cm
款识：芦橘夏熟。寿甫先生属，写于海上癖斯堂。癸亥冬，吴昌硕，时年八十。
钤印：吴俊之印、吴昌石、重游泮水
《硕果累累》中芦橘如明珠般闪烁枝头,黄橙橙的,水嫩嫩的,未走近,却已馋涎欲滴。芦橘树干如篆籀一般力透纸背,融冶内炼；橘叶施以泼墨,相互映衬,老辣朴茂、生动之姿尽显。吴昌硕不但将金石之沉雄力度引入绘画,还打破了历来文人画对色彩的禁忌。在该画中,他使用的大黄、青绿等颜色非常鲜明突出,强烈夺目的色彩与苍浑厚重的墨痕水迹交织在一起,鲜艳而又和谐,斑斓而又厚重,淋漓而又拙朴。呈现出一种无与伦比的“力度之美”与“朴拙之美”。整幅作品风格刚健清新,用笔干脆纯熟,墨、色富有对比但不失和谐，点、线、面的穿插布排颇为讲究,把一个文人画家热爱自己庭园生活的真情实感表现了出来。
Lot吴昌硕《寿石新妆》
设色绫本立轴
年作
.5×41.5cm
释文：瓣圆四出挂明珰，胜却春华似有香。冷艳幽姿谁可比，玉环初浴试新妆。
款识：丁巳清明登芦子城，醉归乘兴写此，七十四叟安吉吴昌硕。
钤印：吴俊之印、吴昌石、古鄣
《寿石新妆》作于年清明，画幅左下角置三株秋海棠，叶片以没骨淡墨成形，浓墨勾勒筋脉，红、黄点缀花瓣、花蕊，色彩艳丽，枝疏而叶茂。右上紧邻一柱苍石，凌空直上，几占画幅一半，与下方秋海棠形成强弱欹侧的对比，笔力苍劲，墨气淋漓，立全作之气势。而石后冒出另丛秋海棠，婆娑妖娆，攀附石上成裹挟之姿，细茎片叶的柔媚顿然中和巨石的强势，刚柔并济。左上留白处，两行题识笔直而下，一气贯通，既补足画面，增添骨力，又撑住画面略向左倾的态势。右下角的押角印，与题款遥相呼应，构形定气，逸兴未尽。吴昌硕自言此为醉归后作，诗情画意勃发，乘兴写成，其章法布局，任意点缀，又无懈可击，笔墨洒脱，是画家纯熟功力与深厚学养的自然流化。
石头是吴昌硕花卉作品中常有之物，多纯以水墨成之，为布置构局，免去花卉易俗或琐碎的弊病，亦源自于吴昌硕对石的喜好，其名号许多与石相关，如苍石、昌石……不一而足。以石写意，最不易同，石形各异，趣味无穷，是画家自我性格与心灵的映射。此幅绘柱石高耸直上，傲然孤挺，外形圆融，而浑厚有力，有一股质朴气象扑人眼目。题诗咏秋海棠，叹其冷艳幽姿，好似贵妃初浴，石则大朴不雕，遗世独立，一艳一朴，殊耐赏观。
Lot吴昌硕《荷塘清趣》
年作
×47cm
释文：避炎曾坐芰荷香，竹缚湖楼水绕墙。荷叶今朝摊纸画，纵难生藕定生凉。
款识：乙卯暮春之春，蔼人仁兄属，吴昌硕画于春申浦。
钤印：俊卿之印、仓硕、鹤寿
备注：上款人“蔼人”为王承吉（-），字蔼人，长兴县雉城镇人。清宣统元年（），中选拔贡，在国子监学习后，至户部工作。民国16年，在北京博物馆工作。王承吉自小受其父、书画家王毓辰的影响，爱好书画艺术，尤其对书法用力甚勤，擅长行楷，颇负时誉。
《荷塘清趣》创作于年，彼时吴昌硕笔墨功夫深厚，炉火纯青，所作花卉木石，笔力老辣，力透纸背，纵横恣肆，气势雄强，布局章法亦颇见经营，画风上极富金石意味。缶翁以大团块的荷叶水墨写意，渲染出暮春初夏荷塘清逸润泽的意境。布局别致，由左下至右上呈倾斜之势，疏密有致。整体墨色浑厚润泽，深得稚拙之妙。荷叶、荷梗恣肆淋漓，奔放雄秀，湿笔有韵，枯笔有气，淡而不薄，深而不板，刚柔相济，润而不洇，笔笔有力，墨润笔滋，主次分明，气韵豪迈。
笔端具此众相亦大难，事惟任天机之外形似，兴酣落笔，物我两忘，工拙不暇计也。——吴昌硕
Lot吴昌硕《春华秋实》
年作
40.5×.5cm
款识：拟青藤法。拔可先生正之，己未正月杪安吉吴昌硕时年七十六。
钤印：吴俊卿印、归仁里民
题跋：秋澄仁兄酷慕缶老画法，用以持赠，己未九月宣龚。钤印：宣龚
缶翁是大器晚成的典范，《春华秋实》作于年春，时吴昌硕七十六岁，正值其书、画、篆刻艺术炉火纯青的阶段。所绘兰花、荔枝、荷花、枇杷、石榴、梅花，皆其平日最为精擅之题材，故写来畅顺无滞，任意东西而风神独具，从中可看出吴昌硕于花果类超强的造型能力。
《春华秋实》以横幅构图布局取势，此种形制在缶老的作品中极为罕见，既极具古意又兼具现代形式感。吴昌硕作画以“气”为帅，统于笔墨，无论画面构局，总体都以“气”贯注之，尤其注重画中“气局”布势，虚实流走，画中有笔墨无笔墨处都是活的生命。亦注重“画形”，其“形”，一是物象之形，二是篆籀笔意之形，此二种“形”，以笔气运之，而形于画中。
此画吴昌硕以其深厚的金石学入画，把古拙的金石内蕴涵化为一种别具近代气息的精神力量，以气驭形而得其势，展现出一片真趣盎然的生活气息。画中各类花果的枝干如篆籀一般融冶内炼，果实拙重厚朴，浑然而壮美。两株梅花最见其气魄，吴昌硕一生写梅至多，深有所寄。他把梅花看作知己，曾作：“苦铁道人梅知己，对花写照是长技”的诗句，借梅花抒发自己的心情，“苦铁”即吴昌硕别号。他的《沈公周书来索画梅》诗，对自己的篆法写梅非常自信。吴昌硕画梅求取“出世姿”，“要得古逸苍冷之趣”，“要冰肌铁骨绝世姿”。
吴昌硕敢于用色，反俗为雅，乃大师手段。他的画，色即墨，墨即色，曾自云“墨痕深处是深红”。此幅作品笔墨劲爽老辣，设色古艳沉着，橙黄、青绿等色彩与墨痕交织在一起，貌拙色酣，斑斓而又淋漓。整幅画面在强悍之气和墨色韵味之间并不是只取一端，而是干湿浓淡各相宜，在古厚奇拙中蕴含秀润，在秀润中透出苍茫古趣。正如其言：“奔放处不离法度，精微处照顾气魄”，实乃吴昌硕晚年大写意花鸟画之佳作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本幅作品上款“拔可”即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海上的文化名人李宣龚。李氏曾任商务印书馆经理兼发行所所长，所藏书画丰富，与吴昌硕交往甚密，于画中足可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