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昌硕在花鸟画方面上承前人遗风，博采众家之长为己所用。集古今中外之大成，同时又融会贯通。其作品构图布局讲究气势，设色强烈鲜艳，并以书入画重视神韵。诗书画印融为一炉，代表了文人画雅致的审美情趣。
20世纪中国花鸟画的演变，重要的不是语言的变化，而是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文化观念的转变。吴昌硕一生饱经磨难，到晚年诗、书、画、印融会贯通，创大写意新风。他在博取徐渭、八大、石涛、诸家之长的基础上，兼取篆、隶、狂草笔意入画，色酣墨饱，雄健古拙。而他作画往往由画幅中间落笔，构图也迴异于前人，这些使到他的画作极具古意又极具现代感。同时，吴氏也是现代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开山人物。作为近代国画的一代大师，吴昌硕是中国诗、书、画、印完美结合的最杰出而又全能的典型代表画家之一，对当代艺坛影响深远。
在中国近代花鸟画坛上，吴昌硕可谓集大成者，他以朴厚的笔墨个性完整地体现了文人花鸟画的文化意蕴，同时也开启了近百年的花鸟之路。他早年的花鸟画，多用水墨、谈色，成熟后多用设色、浓色；早年多用简笔、构图多空灵，成熟后多用繁笔、构图多饱满；早年画风冷逸萧索，成熟后多热烈昂扬，然而一以贯之的是真率放纵。他又能融合晚清各家长处于一炉，然后遗貌取神，加以创造革新，以极度简练概括的笔墨来表现深邃的意境，抒发丰富的思想感情。他所作的画笔恣墨纵，不拘成法，外貌粗疏而内蕴浑厚，虚实相生，能纵能收，疏可走马，密不容针，这正是“大处着眼，小心收拾”的结果。他以泼墨写叶，浓墨勾叶筋，淡墨写葫芦。而盘旋往复，贯通全画的则是以书入画，它是入画的血脉，画因它的流动而生意盎然。在疏密虚实的处理上，画家尤具苦心，实处密不透风，虚处中疏通透，如此才使疏密得当、虚实相生。此画设色古朴，用笔豪放，充分表现了吴昌硕古拙、浑重、豪迈的画风。另外，他的松竹、荷花、牡丹等均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。吴昌硕曾说过：“老夫画气不画形”，这只是说他画的不是自然之形，而跃动着生命节律——气韵的意中之形。
吴昌硕最擅长写意花卉，受徐渭和八大影响最大，由于他书法篆刻功底深厚，他把书法、篆刻的行笔、运刀及章法、体势融入绘画，形成了富有金石味的独特画风。他自己说；“我平生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”。从他的画中不难看出，他的用笔采用悬腕中锋，笔力苍劲老辣，力透纸背。常用篆笔写梅兰，狂草作葡萄、紫藤等。所作紫藤，疏密有致、繁而不乱，尽显以草隶之笔入画的气势。他的用笔深厚有力，富于书法的韵味。更为重要的是他不把笔墨仅仅作为造型的手段，而是把笔墨作为感情的载体，充分发挥了笔墨的表现功能，可以明显看出通过笔墨抒发主观情意的追求。这也正是写意二字的真谛所在。他常常用篆笔写梅兰，狂草作葡萄。所作花卉木石，笔力得厚老辣，力透根背，又纵横恣肆，气势雄强。大写意花鸟画着重神韵气魄、强调“意到笔不到”的“写意画”，几乎压倒了力求工细、纤毫毕肖的工笔画。
画家们开始重视明清之交才气横溢异味军突起的青藤（徐渭）、雪个（朱耷）、清湘（石涛）的传统；特别是“扬州八怪”，在学习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，更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，形成独特的风格。其用色似赵之谦，喜用浓丽对比的颜色，尤善用西洋红写红梅、牡丹，色泽强烈鲜艳。最见性格的是他敢用大红、大绿，常以红、黄、绿诸色调入赭墨，在冲突中取得协调。在他72岁所作的《桃实图》可算是他作品中的精品代表作。这幅画的布局、用笔、设色等方面充分显示出了吴吴昌硕在画这幅画前的苦心经营，极具匠心；画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鲜红的大仙桃，或藏或露，令观赏者色香扑鼻，垂涎三尺。枝干从画面的右上角凌空垂下，斜曲交错，给人以刚正平直的感觉；画面的左下角有一巨石从外伸入起到了与上下顾盼的作用，同时也象征着长寿万年，石头与树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一大一小，一面一线，虚实相生。
吴昌硕绘画的艺术特点，以“苦铁画气不画形”、“不似之似聊象形”为宗旨。绘画以篆印入画，格高韵古，元气淋漓，动人心魄，使观者为之心壮。从他的大写意花鸟来看，可贵之处是大胆求新，将诗文、篆刻、书法熔于一炉，使画面显得古朴质实、刚柔相济、雄浑苍厚、光华辉映，爆发出一股雄劲苍古的生命力量。一扫清末画坛柔媚轻悄和清艳之风。令中国画坛耳目一新，对现代中国画坛影响至深。
（文/赵爱新）